东西方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差别是无法弥合的，西方治理理论应用到中国的治理实践中会碰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经常会发生“水土不服”。近年来，不少西方治理学家，其中不乏一些闻名的治理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试图从东方治理文化（主要是中国的治理文化）中汲取营养，求解治理学的发展之道。只要我们坚持扬弃与超越原则，是能够建立一套既有国际普适性又有东方特色的治理学理论体系的。

　　一、治理学的发展现状

　　现代治理学一方面在不断取得进步，另一方面其实是在原地踏步。

　　在当今的治理学丛林中，西方，尤其是美国依然是丛林之主。自泰罗开启科学治理以来，治理学的每一场革命几乎都是由西方人发动的。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和企业家都承认：中国的治理学教育与实践水平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借鉴。

　　不过，尽管现代治理学的发展看起来日新月异，但治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似乎并没有找到最优解。从治理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现代治理学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以物为中心的治理理论、以组织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和以人为中心的治理理论。看起来越来越进化，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进步！正如英国治理学家哈梅尔所说，现代治理理论的发展无非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治理更加科学，让治理更富人性色彩。但是众所周知，泰罗的科学治理思想中遗漏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而在泰罗之后，治理学者们从人力资源、福利制度、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劳动保护与保险等等角度入手，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种种理论和实践，试图探索和解决这样一种两难问题：如何获得财富与人性的均衡“增长”？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竞争理论还是战略与营销治理乃至企业再造，尽管工具理论在不断进化，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公司陷入道德规范的陷阱。诚如英国学者Morgen Wi tzel所言，现代治理意义上那些貌似深邃的治理实践，其实是对“真正治理”的严重背离。

　　因此，现代治理学一方面在不断取得进步，另一方面其实是在原地踏步。诚然，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治理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进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来得迅猛，但各种先进的治理技术与方法显然都无法同步解决企业的财富增长与人性的均衡发展这样一个棘手问题。

　　可见，技术的革新与思想的进步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治理学界近年来也深深体会到现代治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要害或者说等待突破的时期。那就是必须找到一个通约的能够指导企业永续发展和人性均衡发展的治理学之“道”，而非仅仅关注“术”的提高。因此，人们发现，近年来，不少西方治理学家，其中不乏一些闻名的治理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试图从东方治理文化（主要是中国的治理文化）中汲取营养，求解治理学的发展之道。

　　二、治理学向东方回归

　　治理学向东方回归，源于西方治理思想固有的局限，源于现代西方治理模式的危机。

　　近年来，不少东方治理学者正在逐步打破对西方治理理论的迷信，越来越重视研究东方治理，试图求解治理学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现代治理学有向东方回归的趋势。因为从治理学发展的经验来看，最有希望、最有创造性的治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与地区。的确，随着东亚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儒教文化圈和海外华商影响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为东方治理学理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西方治理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东方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背后的原因。例如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曾经在美国治理学界引起震动。1981年，美国治理学家威廉·大内出版了名为《Z理论》的专著，书中的第一部分就是:向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