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与选择的整合：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取向

蔡志良

摘自：《国家基础教育资源网》

在道德教育中，灌输与自由选择的矛盾与争论由来已久。近年来，在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探讨中，对道德灌输的全面批评和对自由选择的肯定、推崇占了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笔者认为，灌输与选择分别是现代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基本思路和教育原则，由此形成的两种道德教育类型各具优劣，可以实现互补。这两种思路与教育原则的整合，是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的基本取向。

一、现代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伦理思想和社会发展背景，现代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道德教育思路，并由此形成不同的道德教育基本原则。灌输与选择虽不能概括现代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全貌，但基本上能反映现代中西方道德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因此，灌输与选择分别成了德育界对现代中西方道德教育模式最简单的表达。

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的伦理型文化，同时也产生了丰富多样的道德教育思想。随着儒学在中国社会思想中取得统治地位，道德绝对主义便逐渐在中国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占据了主导。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道德上的统一性，道德绝对主义获得了主导地位。这种性质的主流道德思想，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直接影响就是重视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善恶观、道德价值观的直接教授和灌输，并形成了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灌输原则。这一灌输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论和教育原则的基础上的：“第一，人的善恶观念是后天形成而不是天生的；第二，人的善的价值观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教育的产物，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接受善的价值观的教育，都应当自觉地接受‘灌输’；第三，每个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都是可以正确地接受‘灌输’的。”因此，本义上的灌输原则是进行积极、主动、有效的道德教育原则。它认为人的“善”的价值观念，不会自发地产生，只能通过家庭的熏陶、社会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获得，其中学校道德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灌输原则重视通过学校教师的施教与引导，把人类美好的道德价值观系统地、循序渐进地从外部输入学生的心灵，以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及行为。这一原则及其基本方法在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取得过显著的成效。

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因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呈现出不同的阶段，而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出现了许多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反对道德灌输，崇尚自由选择。可以说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就是对传统道德教育批评的结果，是以批判传统的道德说教和灌输作为理论建设的起点的。杜威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批评。杜威认为，传统教育“实际上是来自上面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道德训练根本上是把现成的道德习惯和道德准则，“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去的一种方法”。在杜威看来，灌输就其本质来说，必然是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式由于无视儿童的理智能力和自由意志而不能有效地促进儿童的道德生成；健康的道德教育一定是反对灌输、尊重儿童个性和自由的教育。杜威提出反对灌输的观念，得到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界的支持，并成为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共同倾向。正因此，人们普遍把灌输看作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教育方式，用柯尔伯格的话说，就是“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包括对那些可能处于冲突中的价值作出审慎的决定；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学意味着尊重儿童正确发展的推理能力和对他们所学内容的评价能力”。所以，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界都极力避免灌输而致力于一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正是对道德灌输的彻底否定和对“无灌输道德教育”的追求，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形成了自由选择这一基本原则，各个学派的道德教育基本方法如柯尔伯格的“新苏格拉底法”和“公正团体法”、价值澄清学派的“自由选择”法、贝克的“反省方法”和“问题中心法”、戴维斯和霍尔的“案例研究法”等等，都是以个体的参与和自由选择是道德发展的前提这一思想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