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主义课程观”是一个新术语，何为“全球主义”、何为“新”?马丁·阿尔布劳认为，“凡是在人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的地方，凡是在人们信奉‘把地球当作自身的环境或参照点来对待’这么一种价值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谈论全球主义。”[1](Ｐ9)笔者认为，全球主义表征的是人类对共同性规律的信奉和普世性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全球主义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人类最初关于“在无穷的多样性中一定存在着相同性”的信仰中就孕育了全球主义思想的胚芽。但真正导致由全球性信仰向全球性实践转换的事件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2年麦哲伦环地球航行成功以及1770年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由这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开辟全球性大帝国的行动可看作是旧全球主义。旧全球主义是与帝国思维紧密相联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殖民统治的蔓延，他们所到之处都把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移植过来。旧全球主义的课程哲学是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启蒙哲学相信，人类是有一致性的，一切人都生存在相同的公理和理性的自然法则之下。他们认为，一切人都会共享文明的进步，人类教育的未来结局将是课程的全球趋同。由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还处于非文明阶段，因此文明的西方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教育开化他们，去统治领导他们，逐渐地使他们进步到文明阶段，以实现全球教育的大统一。旧全球主义的课程观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课程观，它把西方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体系非法地扩大为全球的、普遍的知识体系，排斥其他地方性知识的合理性，并借助强权暴力和经济扼制等手段推行自己的知识与价值，所以旧全球主义的课程观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课程观。新、旧全球主义课程观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相信课程价值的同一性、唯一性和整体性，都认为某种知识和价值体系具有全球普适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旧全球主义是采用暴力的手段将西方地方性的知识与价值体系推行到全世界，而新全球主义则采用对话的方式将互动生成的、共同认可的知识与价值资源再创造性地转化为各国的课程责任;其次旧全球主义的课程内容是以文化和科学为中心的，文化课程服务于思想和心灵殖民的目的，科学课程服务于商业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新全球主义的课程内容则是以伦理和科学为中心的，道德课程服务于全球问题救治的目的，科学课程则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目的。首先，新全球主义是与全球问题意识紧密联系的。二战以来，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正在逐渐地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可是人类所信守的价值观和道德哲学却依然如故，征服、掠夺、统治、占有、敌对，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全面的异化状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粮食匮乏、核弹威胁、国际恐怖、南北差距、东西关系、物欲横流、色情变态、价值危机、精神崩溃等全球问题越来越表现出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和严重性等难以救治的特点。[2](Ｐ94)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处境、救治全球问题，就必须使地球人遵行一种敬畏生命、亲近自然、追求崇高、关心负责、正义和平的全球伦理。新全球主义课程观是一种道德教育和价值教育的课程观，它把全球伦理当作人类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认为它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学校教育的课程内容。譬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推行的环境教育、和平教育、关心教育、共处教育、理解教育、生命教育等，有许多已成为世界众多国家的课程安排或课程理念。其次，新全球主义还与全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国际合作更为密切，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谁都无法游离于世界，独自地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同时，由于知识的价值和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具有全球知识含量的高素质人才的状况就成为决定国家全球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变量。为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各国开始着手从全球大背景出发来整体设计课程体系，组织和分配知识结构，建构具有世界水平的课程。从这一点上看，新全球主义的课程观还是一种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的课程观，它把适应全球化和数字化趋势的知识内容、有助于科技创新的知识结构、适合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技能技巧当作基本的课程标准。譬如双语课程、国际课程、探究课程等也都相继地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