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的全球化可能吗?回答此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全球化。对全球化的理解一直有两个难点：一是全球化的主体是谁?二是全球化的内涵为何?谁是全球化的主体?学术界普遍地认为国际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它注重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全球化的主体是地球和人类，但由于它缺少必要的制度建构，所以全球化的主体是虚拟的或者说是无主体的。在全球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态势下，全球化就为教育的霸权主义提供了可乘的空间。也正因如此，课程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反全球主义哲学才应运而生。何为全球化的内涵?在许多人看来，全球化的逻辑就是同质化、一体化。其实，全球化的逻辑是一个悖论，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体化与分裂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11]正因为全球化有普遍性的方面，所以才有“最低限度共识”的普世伦理诉求和“科学理性原则”的普遍效率张扬，才有新全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课程哲学。正因为全球化有特殊性的一面，才有民族认同和本土生长的主张。走出课程全球化哲学观的片面性，使人类课程全球化得以可能，并在全球化的主体之间和逻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文化自觉”、“平等对话”和“多元互竞”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