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课程政策研究窄化文化抵制倾向分析：理论审视

一个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否被充分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只停留在教师是如何客观或主观地阻碍课程政策实施方面。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的视野。课程政策研究窄化文化抵制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性质、层次、利益相关者和代价等维度。

(一)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性质问题

改革被意识形态化后，许多改革的领导者便把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不加反思地看成是一件坏事情，对改革有不同意见便被看成是“保守的”，从而无视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存在，不能形成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理性把握。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分为积极的文化抵制和消极的文化抵制。也就是说，变革抵制不都是坏事，也不总是改革的阻碍。特别是当抵制作为一个深层次问题的征兆时，抵制通常服务于一种建构性的目标，对课程政策的理性质疑对课程政策自身的完善和改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课程政策的出台没有文化抵制，恰恰说明课程政策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课程政策无视文化抵制，则说明课程政策是缺乏开放性的。

(二)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层次问题

传统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只发生在课程实施阶段，只发生在“消极怠教”、“顽固不化”的教师身上，在课程实施中由于教师不能很好地接受课程政策和教师原有的落后观念影响了课程政策实施。这样一种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狭隘认识掩盖了我们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存在于课程政策制定等其他环节上的事实。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可以分为课程政策制定的文化抵制和课程政策实施的文化抵制。课程政策的不足越在前面发现越好，而课程政策的不足更多不是在逻辑上发现，而是在制定与实施中发现，在具体文化情境中发现。在课程政策制定阶段发现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并对其进行研究，采纳其合理的成份，比之后发现要好。如果等到课程政策的实施阶段才发现，那课程政策的代价就会增加。因此，要研究不同阶段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

(三)课程政策文化抵制中多元利益相关者问题

在现实的课程政策制定中，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变成精英集团。课程决策精英化取向在课程政策制定时无视不同意义系统持有者的声音，无视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的意义空间，无视课程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文化抵制。课程政策发展的实证主义论证模式和精英模式强化了少数人在政策制定者的合理性，这客观上导致了课程政策研究对文化影响因素的忽视，以致在课程政策走向实践时发生了文化冲突，甚至是不必要的文化冲突。这是影响课程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课程政策文化抵制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不仅涉及精英，也涉及普通大众，课程政策往往以惠及多数学生、惠及大众为名义，因此，课程政策制定中要增加他们的利益代言者，使课程政策文化抵制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进入课程政策制定过程中。

(四)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代价问题

从文化抵制的后果看，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有一个代价问题。任何一项课程政策都想努力减少政策代价，但政策研究往往更侧重于政策的经济代价，而对文化社会代价研究较少。因此，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至少可以有利于减少政策的文化社会代价。课程改革中的课程政策不宜频翻花样，这样会使教师无所适从，不能很好地建立起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完整的教学文化。因此，和平发展时期任何一项课程改革都是基于对传统的超越或者是与传统的一种妥协，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而不是告别过去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