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天津教研网》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新的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与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经常发生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就是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是课程改革研究中十分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一个新的课程政策如果没有文化抵制，说明新课程政策并不“新”，这种课程政策的推行不能触及课程实践的根本，这样的课程政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项引发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的课程政策总有文化抵制产生。因此，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进行研究是必要而紧迫的。但在课程政策制定与推行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只侧重于课程政策的结构调整要求，而对课程政策的文化影响因素重视不够。因而在课程改革中，需要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给予充分关注，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展开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全面研究。

一、课程政策发展去文化抵制取向研究：现实思考

随着课程改革力度的加大，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不支持或不完全支持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的现象凸显出来，课程政策文化抵制进一步显性化。

(一)行为与理念的背离

当下课程理论话语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学生观、学习观和知识观等教育的主流话语发生了重大变迁：由群体本位的学生观向人本主义学生观转变，由接受为主的学习观向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转变，由静态的知识观向动态的知识观转变。概念重建可以改变话语模式，但改变话语只是一项改革的开始，改变行为才是目的。不是简单地促进话语“替换”，而要以支持话语背后的假设的方式，推进话语改变。在教育改革领域我们往往用一元的思维方式推行着多元的新教育理念，这种行为和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性存在，并未关注支持新话语背后假设的文化境遇，因此课程政策面临强大的文化抵制，这样是不可能取得显著效果的。所以。必须在与理念相容的氛围内和与理念相容的意义系统支持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话语重建，才能真正生成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以及其意义系统倡导的课程实践。

(二)技术化地对待课程政策

长期以来，研究一开发一推广范式一直是课程政策发展的主流范式，而这种范式是一种技术取向的课程政策发展范式。在课程政策的制定方面，这种范式表现出简单的去抵制取向，即倚重某一教育理论，强调实证主义的单一论证模式，运用线性思维，使课程政策从起点开始就过分单一化，有时把某一理论或理论假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然后予以推行，而不考虑这一理论本身的不足以及与本国教育传统的关系。在课程实施层面，简单的去抵制的课程政策实施取向，无视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支持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的意义空间，没有很好考虑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学校原有的意义系统之间的距离。因此，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学校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合理化解。

(三)简单化地对待教师

简单对待教师的倾向主要体现在“防教师”的课程上。防教师的课程反映出一种排斥教师甚至不信任教师和崇尚价值无涉的倾向，这种倾向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当课程改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就把责任推给教师。这一倾向不重视研究支持原来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对原来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和教师的知识、信仰和行为习惯及其意义假设或者忽视或者停留在经验判断上。同时，在这种取向下，教师不了解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不被鼓励去反思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与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之间的差别，教师会按照他以前的知识、信仰和行为习惯“弱化”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形成对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教师是课程的最终实施者，他们想什么、信仰什么、如何构想对课程变革过程以及课程政策转化为课程实践的方式，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因此，在课程实践中认识到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认识到教师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习惯是作为学校教育实践的意义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课程改革中了解而不是无视教师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习惯，对课程政策进入课程实践时减少不必要的文化抵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实践者的教师们使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框架提供一个内部人的观点，这个观点不同于外部观察者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