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天津教研网》

摘要：本文借助对中西“人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以及对比分析，厘清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本质区别，阐明新课改中应以什么“人”和“人”的哪个方面为本以及如何实践“以人为本”，为推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在西方“人本主义”统领下，新课程改革教学实践中出现两种极端现象，一是“穿新鞋走老路”；二是在新课堂教学中凸显出一些转向，如由“棒杀”走向“捧杀”、“自主”变成“自由”、“活动”变成“乱动”等等矫枉过正的现象。前一种现象说明了“人本主义”在我国教育实践中缺少适宜生存的土壤，后一种现象可能与新课程执行者的理解能力、教学水平等跟不上有关，但其共同点都表明了西方“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并未能医治我国基础教育实践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人本主义”理论进行反思，以避免简单套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理论而陷入非理性主义的误区，影响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从突出人的中心和主体地位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大抵相近，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不是对“人本主义”的简单重复。为防止教育中继续误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辨明教育“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教育的区别。当前新课程改革中，“以人为本”究竟以什么“人”和“人”的哪个方面为本以及如何实践“以人为本”?我们的教育是否跟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科学主义”、崇尚非理I生?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希望有益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二、中西“人本主义”的比较

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纯粹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把人(自我)当作世界的本体，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它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世人生，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人的经验和实用理性。这种理性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人如何安身立命之上，故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短于抽象思辨、逻辑推理，而长于从实际经验出发，体悟世界和人生的意义；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也缺少科学、数学理论和形式逻辑，而相对拥有较多的是实用技术发明和安邦治国的方略，与西方人文主义各有侧重。可以说，中国是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的人文主义。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神学而言的，它强调人应该与客观宇宙有所不同，人应该肯定自己，而不应该完全受制于上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方科学强调认识自然、控制自然。这一时期西方的人本主义也被称为理性的“人本主义”。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则不把万物排斥在人之外，肯定人也就是肯定万物。不但讲究人际关系，而且也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善的关系，因而是内在的人文主义。重人伦的中国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本主义”相比，其中“人”的含义不同。中国的这个“人”是群体化的、普遍性意义的人，因此，“以人为本”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现代西方人本中的“人”是个人，强调人的个体性，带有个人主义倾向。西方“人本主义”，重视个人发展以致实现社会发展的实用取向，中国重视群体人、政治人而普遍表现出先社会发展而致个人的发展取向。因此，不同于西方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群体人本传统。

可见，我国教育一向不缺“人本主义”。只是我国所提的“人本主义”教育目的限于“应然的”，西方指的是“实然的”教育目的；前者“想当然”，后者“想实际”。…想当然”与“想实际”的教育目的实质上正是源于“人本”传统的不同：群体人与单个人的不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与冲突的侧重不同。杜威“儿童中心主义”强调个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主张在发展个人的基础上促进社会进步；中国的“社本位”在于强调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借教育消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主张在社会进步基础上实现个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