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天津教研网》

教学实践问题重重，新课程改革必须深入推进。新课程实施已近五年，从中学课改实践层面的真实情况看，教学现状与原先制定的改革目标有很大距离，课程理论空前繁荣，教学实践问题却依然严峻。这个结果彰显了一个问题，课程改革究竟要改教学论还是教学实践 ?如果教学实践问题不是因为教学论出了问题，就不需要换一套话语折腾实践者；如果是教学论出了问题，那么为何新课程理论没有能解决教学实践问题?

不可否认，近年来的课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确实为理论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不少经验。从新课程标准到教材一系列新产品的文本层面看，在课程价值取向、素质教育目标和关注课程实施过程几个大的方面都使人耳目一新，但到教学实践中就不太管用了。主要原因在于新课程理论并未直面当前我国教学实际问题。 “不管我们的结论逻辑上看如何正确，如果我们从外部世界接受的材料不真实，那么结论也不会真实。”新课程理论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教学实践提供科学根据，与整个教育科学一样，当重视实践问题，重视实际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英国学者P.H.泰罗等人也指出，科学理论的原材料是来自经验的世界，而不是来自想象的世界。只是在整理证据时，想象才具有一定的作用。

事实上， “教学实践问题”远非“概念重建”能解决，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需要立足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本土文化。何况，派纳在其1975年的文集中指出，西方的概念重建主义者的目的不是要指导实践者，这种研究的作用将表现出是理解。概念重建是在理论界形成一种对教育的多视角的新理解，本意非用来指导实践，一经翻译过来竞被荒唐地作为新课程理论在实践者中培训推行!重构的课程理论不仅鲜有实践意义，且还可能因其产生的逻辑起点不同而带来坏影响。试图****原有教学理论的思想行为是何等冲动!引进洋理论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和艰难的是转化，转化成适合我们传统文化模式和结构的理论。只有转化才能被真正消化以至吸收。否则很可能只留下其形式，甚至是被误读和曲解后的病菌。那些舶来式课程改革理论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对原理论原意和实质的把握，造成语言晦涩、逻辑混乱、概念的翻译令人费解。既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和整体把握，又缺乏本土化的探索，也缺乏吸收、修正和创造性的应用。本次新课程改革形成了借鉴于西方的新课程论，改了教学论，建立了教学的新话语体系，实践层面的结果更多体现在教师记住了一些新名词，究竟哪些是新理论哪些是旧理论，哪些是被人家实验检验已否定了的理论，各理论的源头以及教学实践中事实上做不做、能不能做及对解决教学实践问题有没有好影响，这些问题大概搞翻译的同志们还没有能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探讨!

诚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借鉴和移植西方强势文化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生态度不同，中西文化范式走的是不同路向，如仅仅是时间上的落后，那么把西学范式拿过来照用，快速追去，很快就能赶上西方的水平；如走的是不同路向，不仅走不到一起，还可能丢了自己的好东西。按照西学逻辑去建立的新的知识、学科范式本身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引进的西学范式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之间，必然存在着强烈的文化冲突。所谓的中体西用，在急于求用的时代，这样的体就成了弱势文化，迟早被抛弃，在西学范式的课程结构中，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蜕化为归拢于单一西学范式的抽象知识，也就基本上丧失了自己的思维训练、意义传递和生成功能。因此，挪用的课程结构范式表面上吸纳一切，实际上隔离一切：既隔离于完整的西方文化，也隔离于完整的中国文化。课程知识成了非历史、非文化的领域。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又一次以 “新”为追求的现代教育和课程改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不断用“新”的外衣，去掩盖内在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日益贫瘠。在缺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在国家主导的教育现代化规划中，多有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机械模仿，少有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文化****。中国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人本化进程中不纳入自己的传统，把洋人的人本包上一块布拿到中国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本，这恐怕是迟早要出问题的。．课程改革中，简单移植西方现代(或后现代)人本主义教育理论造成处境之尴尬由实践中虚无的人本得以彰显。于是，不难理解中国现代基础教育面I临的双重缺憾：既拙于传承本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难以造就西方现代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