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发展 “大众体育”的基础上，实施了“精英体育”，在世界比赛中，包括奥运会上，取得了许多“金牌”；中国发展了“大众教育”，很长时间却拒绝或没有真正实施“精英教育”，导致在科学、技术、文化的前沿领域内，原创性的创新很少。改革开放之前，在很长时间中，我国在经济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同样，在教育上也深受“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严重影响。中国实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称为“杰出人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简单选择“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这样的价值观。中国只能选择“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众教育”，中国就没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可能建设“创新型国家”。

“误导之二”：“新课程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过于彰显教育的筛选、选拔功能，注重少数‘精英'学生的培养，转到素质教育模式下凸显教育的发展功能。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既然是一种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制度转型过程，遭到种种的干扰和重重的阻力是必然的。”

在我国， “应试教育”已成为一个完全的负面词汇，所有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例如，加班加点、假期补课、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猜题押题、考试作弊、弄虚作假、钱权换分、损害健康、恶性竞争，等等，都归结在“应试教育”这一个“关键词”之内。必须指出，所有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都是危害师生健康的，人民不满意，政府不支持，不利于国家发展。因此，这种“应试教育”必须坚决反对，强力制止。没有哪一位教师会“心甘情愿”赞成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害教师、害学生、害家长、害国家。但是，钟启泉教授所批判却不仅仅是这种“应试教育”，而是，悄悄地、含混地、巧妙地“转化”成为批判“考试制度”，主要是“高考制度”。因为钟启泉教授批的这种“过于彰显教育的筛选、选拔功能，注重少数‘精英'学生的培养。”这正是“高考制度”本身。“高考制度”的功能就正在于“筛选、选拔人才”。钟启泉教授的这种引导就大错特错了!“高考制度”的突出优点是：“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注重公平”，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在当今，出高考题的不是由“皇帝钦定”，而是有真才实学的学科专家，以及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来命题。每一道考题都要研究它的“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因此，绝大多数考题是出得较好的。

当今中国的 “高考制度”不仅讲“公平”，而且有“效率”，能在较短时间内选拔出人才。整体看，高考是一种好制度。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比“高考制度”更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文化革命”中，中国曾经“取消高考”，做过“试验”，带来极为惨痛的教训。“高考制度”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不一定都喜欢，可能很多人不喜欢；但从整体看，它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正如课程教学要与时俱进改革一样，高考制度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高考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它仍有其局限性和许多问题，永远需要改革。如果课程改革，导致否定“高考制度”，甚至有人因此要“取消”高考制度，这只能是课改的悲哀!取消高考，势必影响到社会安定，也不利于创建“和谐社会”。我相信，学科课程专家一定会考虑“高考”的要求；同时，高考命题专家也一定会考虑课程改革的大方向。课程改革与高考命题相互协调，这是推进新课程改革的强大动力。“高考”决不是课改的“阻力”、“干扰”、“瓶颈”；“高考”决不是“天怒人怨”、“极端功利”、“万恶之源”。遵从教育规律进行教学，又显著提高了学生的“考试”能力，这与素质教育并不冲突。许多学校正是这样做的，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狠批“应试教育”，并一律要求“转型”的压力下，许多校长和教师认为，这“只能做，不能说”。口服心不服。这是很不正常的。在当今，一位学生不会应对考试，行吗?升学要考试，求职要考试，当公务员要考试，当教师要考试，当管理人员要考试，留学要考试，在中国要考试，到外国也要考试。不会应对考试，连一个维持生计的工作都难找到。不会考试，这是“贴近生活”吗?不会考试，能与“国际接轨”吗?现阶段的“考试制度”主要是选拔有“学术才能”的学生，有局限性。今后，“考试制度”的改革，既要有利于选拔“学术型”人才，又要有利于选拔“技能型”人才，“艺术型”人才，“服务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等等。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分别进行“高考”，不必都挤在“学术型”人才这一座“桥”上。“考试制度”应当架起选择不同人才的“立交桥”。我们当然不能迷信“考试”。“考试制度”仅仅有利于选拔人才，但不一定有利于“创新”。我的感受是，哪一天你不必去应对考试了，哪一天你的创造性才可能得到较大发展。所以，在人一生几十年的时光中，选拔性考试，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