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了二十多年的 “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仅一门学科，教师就可以建构出15～30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当今的课程改革大力强调“自主、探索与合作”的方式，远远不够，而且问题很大，这三种教学方式并不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方式。

当今的课程改革在听取 “自下而上”的意见、集中教师们“自下而上”的智慧方面，很不够。课程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由于对微观的“课堂教学”直接干预过多，会使许多教师反感，会使一些教师感到课程改革在搞“运动”。

我认为新课程改革应当放慢改革进程，以确保课程改革取得成功。新课程改革需要 “软着陆”。钟启泉教授在《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5日)发表《对话》，标题是：《义无反顾奏响改革进行曲》。看完全文后，我感到震惊!仅就《对话》来看，我认为，作为这次课程改革的专家组长，他没有认真“反思”，反思许多同行专家的批评；他没有认真“倾听”，倾听广大教师的声音。他仍在坚持对《纲要》最初的《解读》，而且还有“发展”。奏响改革进行曲，还要大家沿着错误的导向，继续“冲锋”!其他专家持另一种“解读”影响不大，但钟启泉教授，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如果对《纲要》“解读”稍不正确，影响可就大了!

教授们在文章里写什么，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交流什么，有 “百家争鸣”的自由。但是，通过“行政推动”，一定要全国的教师都跟着这样做，就得负起社会责任，就得接受实践的检验，就得倾听广大教师的呼声。我认为，《对话》对“课程改革”仍有明显“误导”。仅就《对话》一文看，就有八点误导。

“误导之一”：“教育基本价值的转向，这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从强调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转到强调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

钟启泉教授的误导在于强调 “转向”，“转型”，“转到”等等，即使需要“转”，也要渐进地转，转快了，转多了，最后必然“转晕”。对有才能的学生，包括学术才能，技术才能，艺术才能，体育才能，管理才能，等等，对这些学生该不该“因材施教”给予培养?这与“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是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是一定要排斥“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钟启泉教授在《对话》中说：“当然大众教育并不排斥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既然如此，又何必强调“转向”，“转型”呢?

这是一种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纲要》中，并未读到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理解。这对“课程改革”是一种误导。“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与“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一定是“非此即彼”吗?一定必须“转型”吗?钟启泉教授认为必须“转型”，这种误导，很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指导方针都是大众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认识到“普及教育”的同时，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给“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间。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相一致。我国改革开放第二步采用“均衡”的发展战略，这是邓小平理论“两个大局”定下的战略。我国的改革是根据国情，波浪式地推进改革，取得的成功，世界瞩目。环顾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他们都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同时并重，波浪式地发展，而并非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在大众教育的基础上，认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导下，发展大众教育。“大众”与“精英”没有等级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大众中要涌现精英，精英要服务大众。“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这是辩证法。采用这种辩证思维这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