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天津教研网》

“考试制度”本身是一个民主的制度。至于在考试操作中出现的种种弊端，需要“德治”来引导，“法治”来治理。这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的弊端。钟启泉教授将“课程改革”定位为：“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制度转型”。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素质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理论，“应试教育”是低层次的无奈之举，两者不存在“转型”的关系。从字面上看，“应试教育”是不对，该批判，该制止；实质上，钟启泉教授所说的“应试教育”却包含了“高考制度”本身，指向批判“高考制度”。这难道不是误导吗?我认为，这不是钟启泉教授有意的误导，而是“逻辑思维混乱”造成的误导。

“误导之三”：“把‘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与‘知识与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和学生学习、生活与发展的场所。”

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在具体教学中分成 “几维”，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而论。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给“教学”这一条目下的定义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共同活动。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并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吴杰教授写的这一条，并未过时。可见，20多年前强调的教学就是“四维目标”：知识、能力、健康、品德。对损害健康的做法，一直是反对的。“应试教育”的最大危害是损伤师生的健康。钟启泉教授将新课程的目标“解读”为“三维”，这是一家之言，当然是可以的。有教师愿意接受并去试行，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应当允许有另外的解读，而不应当要求全国教师必须照办，必须实行“三维目标”。“学术观点”和“行政指令”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首先，把 “知识与技能”只作为“三维目标”中的“一维”，就决不是《纲要》的本意。知识重在“逻辑性”，是“认识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识与技能是有关联的，然而又决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为“一维”看待。我国教育界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即所谓“双基”。从来没有人认为重视“双基”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任何教育理论，论证过重视“双基”是错误的。只有在“批邓”的时候，批判过重视“双基”是“唯生产力论”。《纲要》重视“打好基础”。我对《纲要》的领会是：要重视“四基”一一“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态度”、“基本方法”。重视“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更加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从而，更好地打好基础。优秀教师过去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连在一起使用，这是从“外国引进的”。在中国，“价值观”是与“世界观”、“人生观”联系起来使用的。不同文化中，同一词汇的语境是大不相同的。生搬硬套，就是误导。课程目标的“每一维”上都有“价值观”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技能”、“态度”、“方法”对学生更有意义，都涉及“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哲学层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将“价值观”仅仅与“情感态度”相联，至少是词义搭配不当。“知识”、“技能”、“方法”同样都与“价值观”密切相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简化，实质就是“基本态度”。

再次， “过程与方法”作为一维，也不妥。在“科学方法论”中，没有这种看法。把重“过程”这种方法，上升到与“所有方法”等价的地位，是片面的。重“过程”可以认为是重“历史”，在“科学方法论”中，“历史”应当与“逻辑”相结合才是较为科学的方法。布鲁纳的《教育过程》一书，题目突出了“过程”，但全书的重点是强调“学科结构”，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逻辑结构”。这正是将“过程与结构”统一起来，并非只强调过程。“过程与方法”要简化，实质就是“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