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在许多教师看来是“突变式”、“运动式”、“大跃进式”的改革。《纲要》的主体精神是正确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对《纲要》的《解读》却主要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违反辩证法的《解读》。连本国国情都不顾，更不用说与“国际发展”联系了。尽管有资深教授和资深院土，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但课程改革的权威专家，几乎一概拒之门外，还讽刺为“发霉的奶酪”。对于新课程改革而言，这就谈不上深入反思，及时调整，使“飞得太快”的“课程改革”，很难“软着陆”。

一些教授批评新课程改革不顾 “国情”，钟启泉教授反而又回敬为“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同时，又在理论上提出“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看法，在哲学上是不对的。从辩证法看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看不到“对立”，如何统一；否认了两者的“对立”，即看不到两者是有差异的，怎能引导“课程改革”真正“符合国情”呢?中华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改革，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改革，显然差异很大，各有特点，个性不同。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才有创新。完全统一，全部接轨，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多样性的世界，彼此又和谐，才是更加美好的世界。对于外国的较为先进的教育理论，我们应当虚心学习，但不能“仅型他国”。

对于外国的教育理论，要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去分析。不要因为非学术的原因，时而抬上天，时而打入地。走极端不好，物极而必反。当代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声称 “教育危机”，外国的教育理论尚且未能解决他们本国的教育问题，难道我们中国应用了外国的教育理论就能解决好中国的教育问题吗?我们要认真读一读教育发展史和中外历代的教育名著，要了解我们的前人已经提出过什么教育理论，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不要将前人已经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当成自己的原始创新。要尊重自己的“知识产权”，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更应当尊重前人的“知识产权”，即是尊重前人的“首创权”。好的学风是要“尊重历史”。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教育理论，我们更应虚心学习，这些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于传统中过时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沿袭陈法”。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流传几千年，自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推陈而出新。我们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重新领悟老祖宗的至理名言和经典的理论。我们对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教育理论应当有“敬畏”感。要创新，需要有激情，更必须冷静；要创新，不能迷信权威，但必须站在巨人肩上。教育学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史，对于教育学中古今中外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教育的机会均等；使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发展；再如，人人都学得轻松愉快，而学习的成效又很高，等等。既然前人至今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应努力探索。但是，不要以为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要奢望在这些长期未解决问题上，突然“创造奇迹”。

“误导之八”：“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

对于钟启泉教授的这一论断，说是误导，主要是不 “尊重历史”，不“实事求是”。早在新课程改革之前十多年，我国就是“一纲多本”了。不能把“一纲多本”的事实归在2001年之后。这是一个学风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课程是采用“一纲一本”，其优点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质量较好，错误较少。当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纲一本”有明显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国已提出并实行“一纲多本”了，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教材仍旧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纲多本”。问题是：“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就多达十多种了，“多”就一定好吗?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