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教育报》

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2006年，课程与教学研究以此为主线，对多层面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若干有代表性的阶段性成果。这不仅反映了新课程改革进入了冷静、理性的深入探索阶段，而且也标志着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中自觉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要让船儿跑得快，大家劲往一处使是关键。李华／绘

在 2006年，我国新课程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而课程与教学研究也在前期反思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孕育新的突破。集中地看，这一年的课程与教学研究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以新课程改革为研究背景，继续关注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若干实践问题；二是着力于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建设，集中研究课程与教学论领域中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具体而言，2006年课程与教学研究集中关注了以下几大问题：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法论；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教学智慧；和谐课程、课堂与教学的构建；教学与生活的关系；新的学习方式及其教学策略。

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法论

在新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问题上，目前国内出现了 “大方向应该肯定”和“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对此，王策三先生撰文指出，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其关键在于我们要研究具体事实和实际问题，梳理我国新时期课程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注意其一贯性、阶段性和曲折性，修正、调整一些提法、做法，保护和发展课程改革的积极成果。外语教育专家张正东先生认为教育改革要采用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方法论，不宜根据某种理论一刀切，不能只看到我国拨乱反正后教育的缺点。相反，我国教育不可追求与世界接轨，教育改革要警惕“急于求成”这个负面经验，要清楚“西方中心”的思维定势，对于我国的教育经验应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孙振东从学校知识的性质出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为指导，超越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西方新理论”的知识观和教学观，坚持“教学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才能保证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张济洲从文化学的角度，指出教育改革不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新基础教育发展必须寻觅传统教育的文化合理性，立足于民族传统基础上探寻教育改革的自觉性。郝德永撰文指出，新课程改革是一项整体的、复杂的、系统的基础教育建设工程，尤其是受制于文化心理积淀不足、教师准备不足等方面因素，新课程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速战速决的。新课程改革所赋予基础教育的新思路、新使命、新方法的实现，以及可能带来的基础教育的新局面与新范式的形成，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新课程改革的路径在于明确课程与教学认识论的当代视野、立场与逻辑，建立恰切的课程改革方法论和建立“研究与发展”型教师队伍。

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

学者们认为，对课程本质的再认识，是课程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课程论的学科性质、功用和价值取向需要同时关注两方面的需求，既能科学分析课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又能切实有效地解决课程实践中遇到的难题；课程研究和教学研究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形态，课程论和教学论作为知识形态，两者之间可以用 “整合”一词。在课程设计方面，学者们提出两种设计观，即体现课程根本属性的课程设计观和校本化的课程设计观。在课程实施方面，学者们认为课程实施受课程制度和课程意识等隐性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应在一种取向下探讨不同取向的课程实施问题，重要的是要依据“是否满足学生的需要并且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这一标准来对课程实施进行价值判断。针对课程评价存在的现状和问题，学者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做好理论研究、加强地方和学校的课程评价、制订有效的课程评价标准、建立合理的课程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对话和协商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