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是从 “幼本位”的观点出发，鲁迅针对中国长时期强调的“师道尊严”提出师生之间应该建立“平等关系”，要求老师对学生应该“和蔼若朋友”。他说：“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又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 （《鲁迅书信集?致曹聚仁?19330618》，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曾为当时所谓的“教育”忧心感喟，他说：“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的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看图识字》，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33年，鲁迅写有一篇杂文《上海的儿童》，短短几百字，而且只是发表一些对当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感想，却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本来，在中国，关于青少年教育，历来就存在“放任”与“管束”两个极端的问题，多少年来不知贻误了多少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鲁迅敏锐地发现这个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然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即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对此，鲁迅的态度是尖锐的。他指出：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我们很难说清，鲁迅这到底是在谈一个青少年教育的局部的问题，还是在谈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的宏大问题。显然，鲁迅是深刻地认识到，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所以他说：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又说：“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两地书?二?19250331》，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在他看来，教育的改革必须和社会同步甚至以社会改革为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或者社会改革不彻底，教育改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