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天津教研网》

随着新课标的逐步实施，大家对 “课程评价”不再陌生，说明教育评价问题终于引起人们的关注，教育改革已经由对教学内容、形式、手段的改革发展到对教育的评价，关注教育的起点、过程与归宿，关注受教育者的知能、身心与成长，关注教育者的行为、价值与发展。这是教育和时代的进步!可是对于课程评价，无论是认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着一些误区，影响着新课程的实施和深入推进。所以，要在新课改中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辨识误区，走出误区。

一、是否 “取消了高考，才有真正的课改和评价”? 曾经遇到一位教师，说起教育评价问题，他说： “家长、社会只认高考。升学牢高，就是对老师和学校的最好评价。只要高考存在，大家就还是‘戴着脚镣跳舞'。取消了高考，才有真正的课改和评价!”按照这位教师的观点，似乎高考等于评价，高考束缚了课改，课改无助于高考。这位教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这是关于评价的第一大误区。曾几何时，形成了这样的逻辑：因为高考，所以片面追求升学率，所以搞应试教育．所以不惜违背教育规律，搞题海战术，师生的时间、空间、精力、体力、都统统投放到“备战高考”中。高考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硝烟弥漫、斗智斗勇，甚至血雨腥风的战争!于足，人们追根溯源，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罪魁祸首----高考!认为是高考使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卷入了巨大的魔力怪圈，是高考使中国当代教育走进了死胡同!于是对高考口诛笔伐：重选拔，轻发展!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危害学生身心，“误尽苍生”!高考真是罪魁祸首吗?多少年来，好多人似乎一直没有弄明白：高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高考是否必然导致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是否应该都归咎于高考?高考题的问题是否等于高考的问题?那就从与高考有“血缘”关系的科举考试说起。从隋朝开始的封建科举制度存在了1300年!美国学者克拉克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就是从中国科举制度中得到启示，先后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人民网，2003．4．23)十年浩劫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二十多年来，高考从考试科目、内容到形式，从招生规模、办学形式到录取方式，都在不断进行改革，一届届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拔了一批批优秀中学毕业生，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科举考试会怎样呢?----买官卖官岂不更加明火执仗，官员素质岂不更加一塌糊涂?如果取消了高考会怎样呢?----上大学又由谁来“推荐”呢?是凭权凭势还是凭关系凭金钱呢?目前有什么能取代高考，且更具有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呢?有什么更能有效遏制招生腐败呢?由于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和“紧筛咒”，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也许会随之减少。但足，学校要生存要发展，老师要晋级要竞争，学生要升学要出人头地，随之而来的，又会是一些什么新的弊端呢?大家也也许能放开手脚，大刀阔斧，教改也许会轰轰烈烈，花样翻新。但是，放胆之后、热闹之后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多一些随意、懒散与误人子弟?你能描绘一下取消高考后的理想图景吗?这里没有美化封建科举的意思，也没有掩盖高考弊端的意思。但是既然历史选择了“科举”，现实选择了高考，我们就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你说你的教学质量高，我说我的学校办得好，总得有依据来评价谁高谁好，高考正实现着这种功能。作为一种定量的终极性的教育评价，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生知能形成的过程及高度。当然，有高考才有“应试”，但并非只有“应试”，只能“应试”。为什么不可以是“应试”呢?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方式方法。因为“应试”，所以一切为了考试，违背教育规律，甚至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一旦题不对“路”便开骂，骂高考。因为“应试”，所以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始终保持良好心态；遇到挫折，也不至于迁怒于高考本身。所以，“应试”以及其种种弊端，原因不在高考本身，而是取决于人!取决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对高考对教育对事业对学生的觉悟、态度和感情；取决于学生、家长对高考对学习对工作对人生的认识水平与目的性。而这一切，又基于中国人口众多、生存压力巨大等复杂的国情。所以，我们还会选择高考，课改和评价也将在高考的框架下进行，我们只能期待和催生高考的更加完善和科学。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这样的结论?高考虽然在不断地改革、进步，但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题量与难度偏大问题、考与学脱节问题、高分与低能问题、招生分数的“倾斜”是否公平的问题等等。为什么题量要大得让考生“没有思考”的时间?为什么题要难到连大学教授看题后“大脑一片空白”?相关部门要把“题”的问题作为高考改革的重要课题。要在考查考生的学科素养、发展潜能上下工夫，让高考实现“甄别性”、“选拔性”与“发展性”评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