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国正式出版了两本课程论专著，一是课程教材研究所陈侠著《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一是华东师大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此后我国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课程论的专著，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

陈侠在1989年3月出版了我国新时期第一本《课程论》，它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课程论的成果结晶。作者从1984年起，应邀先后在一些大学的教育系给研究生作课程论的专题讲座，《课程论》一书就是由这些讲稿编成的。《课程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述，形成了独具特征的结构体系。从论述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考察中西方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课程理论的流派，到论述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把学校课程编订与教育目标挂钩，分别阐述学校课程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性质、任务、类型、编订、实施和评价的关系，最后探讨课程编订的趋势。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的特点是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学校课程的发展、课程论遗产和课程理论的进步；考察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如课程概念、类型、结构、课程编制原则、课程基础，以及教育目标、课程开发、教材教具、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介绍了美国、西欧、苏联和日本的现代课程研究；用较大篇幅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学校课程的实施及其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该书向我国的课程研究人员全面展示了国外课程研究的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

1990年10月，“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国际研讨会”[15]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课程领域主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课程改革问题在我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课程问题在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次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改革，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进行引起了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家教委制定新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部署义务教育课程教材多样化的改革，以及上海市的中小学课程教材整体改革和浙江省义务教育综合课程教材的改革，引发了人们对课程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一些课程论著作从不同的视角对课程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

华中师大廖哲勋著《课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大学教育系专业课的角度对课程问题作了系统的科学研究。该书的目的是“在分析各流派课程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中小学课程建设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研究，着力探讨我国中小学课程运动、发展的规律，借鉴外国课程理论中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从而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课程理论的体系。”[16]该书分绪论和课程的基本理论、课程设计理论、课程评价理论、课程管理理论四编共18章，其主要特点是在对中小学课程进行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分析地吸取外国课程理论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全书理论体系注重从我国实际出发，力图概括中小学课程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包括课程设计、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在内的课程系统工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着力揭示课程内部的复杂联系，强调课程结构合理化与课程模式多样化，阐述了课程结构与课程功能辩证统一的原理。

课程教材研究所吕达对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与沿革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的基础上，探求课程发展的规律，对我国当前普通中学的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设想。他从1988年起，连续在报刊发表了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研究论文，并在《独木桥？阳关道？－－未来中小学课程面面观》（吕达等著，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吕达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构想，即一个目标、两段设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等。一个目标即指知识、儿童和社会这三大要素对学校课程的制约作用是通过教育目标体现出来的；两段设计即指将初中课程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与普通高中阶段课程分别设计；三级管理指在课程上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即指作为课程整体结构，在课程内容上使德智体美与劳动技术相得益彰，在课程范畴上使显在课程与潜在课程相辅相成，在课程形态上使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取长补短，在课程类型上使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课程动态平衡。这些构想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和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