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课程 文化 改革

新世纪之初，我国基础教育以实施素质教育为鲜明旗帜，掀起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课程改革运动。这场新课程改革运动，决不是单纯的课程内容更新或教材变换的问题。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范式的根本转换。因而，无论是对新课程的研究、还是对新课程的实施，都必须深刻地领会新课程的精神实质，充分地理解新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否则，一味地、单纯地就新课程改革的具体政策进行现象化的分析与解释，就会因为陈旧的思维方式而使新课程改革流于形式。然而，在今日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无论是理论探究还是实践发展，都明显缺乏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创新与思维方式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尤为迫切。

课程改革的理论突破，突出地表现在课程与文化关系的思维方式转换。课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离开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课程理论研究与课程实践改革，无不以某种文化学理论为逻辑支撑。作为一场基础教育范式转换的标志性改革运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在文化学意义上隐含着重大的、深层次的理论突破。

一、课程的文化角色突破

就历史发展而言，课程是作为文化的工具存在而产生和发展的。古往今来，尽管学校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学校课程的文化工具角色。这种工具角色不仅造成了课程与文化之间的机械性联系，而且造成了课程在实践发展中的文化锁定现象，即学校课程只能在社会文化为其圈定的轨道上确定其宗旨与使命，在社会文化的框架内寻找其存在的意义与依据。在学校课程的历史发展中，课程的文化工具角色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课程作为“文化代码”。即作为一种被规定的现象，学校课程不过是现实文化的“代名词”而已，是作为现实文化的工具而履行着一种类似“传音筒”、“供给器”的职责与使命。课程作为“文化代码”决定了课程必须“如实”地反映现实文化，而不能“制造”文化。也就是说，课程作为“文化代码”一方面为课程规范出了“中介”地位，另一方面为课程设定了“标准化”内容。社会本位的、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构成了学校课程的本体。因而，课程不过是系统化的、可控化的社会文化。

其二，课程作为“文化资本”。即学校课程常常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社会地位、个人成功与自我实现等联系起来，发挥着“资本”的调控作用，以至于学校课程成为决定个体身份、资格的手段或标志，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学校及整个社会对学生发展状况的评定主要是以学生对这种“文化资本”的“占有”水平为依据，作为个体受教育程度及接受教育资格的标志与依据的学历证书及学业成绩单，无非是个体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水平的一种凭证而已。

其三，课程作为“文化霸权”。即课程作为一种社会法定文化的控制手段。课程所选择、传递的文化不过是法理化的社会文化，其根本旨意在于对这种法理化文化的认可与服从。对此，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上，是否来自正规学校教育抑或是否是“占有”学校课程所传递的“文化资本”则具有较大的区别。“自学者的资本随时会受到质疑”。因为它不是来自正规教育的霸权文化。这就意味着，只有接受学校课程这个霸权性的“文化资本”，才会拥有合法的资格，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与保护。

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角色定位，使社会文化对学校课程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与决定性依据及作用。自古迄今，相对社会文化而言，学校教育及课程滞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僵化的知识本位主义指导思想、机械呆板的训练模式与方法、学生的自主性与创新能力缺乏等种种问题，都可说是课程的这种文化工具角色定位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