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的中国数育社会学分为三个阶段：孕育创建期（20世纪初～1949年），停滞沉沦期（1949～1979年）和重建发展期（1979～2000年）。从制度化的视角回顾三个阶段的教育社会学发展，对21世纪的教育社会学发展将会有所助益。

关键词　20世纪　中国大陆　教育社会学　回顾

20世纪初，应和着民族救亡、启蒙和复兴的召唤，教育社会学经由民族主义者的渠道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应当说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是曲折坎坷的。它在风雨飘摇中起步，后来又有长达30年的停滞沉沦，可喜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至20世纪末，在“科教兴国”的推动下，经过教育社会学者20年的不懈努力，在学科理智、学科制度以及各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今天，当历史终于跨越百年长河，立于21世纪起点的我们回首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展望中国教育社会学未来时，孔于“温故而知新”的话在耳边响起。缘此，我们试图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对20世纪中国教育社会学进行简要的回顾，以期对21世纪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有所助益。

百年来，中国的教育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社会学创建崛起于救亡国存、教育救国的20世纪初年，停滞沉沦于激进否定、“教育革命”的50年代至70年代，重建发展于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80年代至20世纪末。由此可说，百年间，中国教育社会学在经历了既有高潮迭起，又有峰回路转，更有跌入低谷、于沉沦中重建倔起的独特遭遇。由此纵观百年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1949年是孕育创建期，1949～1979年是停滞沉沦期，1979～2000年是重建发展期。

一、孕育创建期（20世纪初～1949年）

面对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深刻的社会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志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真正实现“富国强民”，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相应的自然科学，还要研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科学。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进而教育社会学被引入中国。教育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作为特殊社会现象的教育，以使国人了解教育发展的规律，进而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推动社会的现代转型。

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孕育创建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孕育与创建。我们所说的“孕育”，在时间上指20世纪的前20年。一批早期学人，尤其是维新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开始用近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系统的教育。这为学科化教育社会学的创建作了必要的前提准备，或者说，他们研究教育社会学所特有的“思想”视角本身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另一面。“创建”，一是指中国教育社会学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由其“舶来品”性质所决定的从无到有的创生；二是指其间的中国教育社会学之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一味依附复演西方、仅是完成“从西到中”的地域转移，而是外来移植和内在生发双向互动的过程，质言之，我们的“创建”有着自己的文化品格。

具言之，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这个时期主要以学习吸收为主，并尝试着进行“创造性转换”，以便为改革教育、改善民生、求得民族独立服务。具体表现为：

第一，移译西方有影响力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为学科的“创建”和教育社会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必要的基本的养料和食粮

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先驱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惟此捷径，中国教育社会学才能在“空白”基础上尽快地了解教育社会学的历史传承以及基本学理和理论前沿，缩短差距，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为此，有志于教育社会学的学者精英进行了不懈努力，翻译了十多本有影响的西方教育社会学著作。

1925年，陈启天翻译了史密斯著的《教育社会学导论》下半部分，并易名为《应用教育社会学》。1935年，鲁继曾翻译了彼特斯的《教育社会学原论》。1944年，李安宅翻译了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此外，教育社会学的创始人、法国的迪尔凯姆所著的《道德教育论》，美国教育社会学家芬尼的《教育社会哲学》和《教育社会学的概念》，鲁西克的《社会学与教育》，德尔满的《社会化的过程》等也相继被传译。此外，刘世尧等学者于1933年翻译了田制佐重的《教育社会学》，雷通群于1948年翻译了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