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时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耐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黄亭子酒吧看电影，有人将电话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位电影发烧友，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想请我做摄影。这是一部19分钟的故事片。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为了排遣苦闷，每天下班了便去泡酒吧。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随手翻阅酒吧的留言簿时，发现了一位女大学生的日记，那是对远在国外留学的男友的刻骨铭心的思恋。从此后，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簿上读和女孩留下的日记，日历一页一页地回过去。一天，男人又来到酒吧，可是这天留言簿上没有女孩的日记，有人看见她坐在街边哭泣。拍完后，我们拿到黄亭子酒吧放映。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亦虚亦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起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一个短片，获得了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人围通知。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3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学习的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成功的标准应是人生的幸福圆满"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向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研究员讲起了小路和他同学的故事。杨东平告诉我，近年来，大中学生退学的案例时有所闻，似有增多之势。

据了解，相当多的在校大学生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在有些学科更是高达三至四成。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大学资源短缺，大部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是考上一个大学，而个人兴趣则被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无奈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学习和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种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压抑，其实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人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被取消了。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应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人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小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逃出了大学，可是不少大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却只能硬着头皮坚持着。杨东平说，虽然我们都明白学力不一定等于学历，能力不一定等于文凭，但在当前这种重学历、重资格的社会环境中，在现行体制之外一的处我发展，无疑极其艰巨、充满风险，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实力、具有创造性潜质、个性比较发展的人才敢于尝试。他们在对愈演愈烈的惟学历、惟文凭的世俗风气发起挑战，他们同时也在挑战世俗的"成功＼观念--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更不意味着获得许多高级标签的"包装"。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