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雯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

正说着，一位高个儿，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她马上打住话头，给大家介绍说。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他也许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是怎么想的。"

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很痛快地答应和我聊聊。"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3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人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

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让我们给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我想，如果请文章的作者来做这样的题，说不定也会做错，因为，他绝对不会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动笔写的。可是老师告诉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

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老师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其实这种惩罚在不少校园一直盛行，罚读一百遍书的，抄写一百遍课文的，罚去学校操场跑10圈的。老师也许是恨铁不成钢，可是，这种惩罚在学生心灵留下的阴影和伤痛也许会伴随一生。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的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偷空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甚至有一个很宏伟的拍摄计划，我想将北京城里的胡同都给拍下来，为正在不断消失的胡同留下一份史照。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了不少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拍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