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8日至10日，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人口学家称，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

　　低生育率带来的问题

　　一位素昧平生的长沙市某企业女工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这位女工在去年7月写给他的信中说：“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呢……”

　　穆光宗在上周举行的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在中国，和那个长沙女工一样有着类似悲剧的家庭数以万计。上月14日，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

　　即使没有灾难降临，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也是一个棘手难题。试想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持续的低生育率在理论上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消亡。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介绍，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

　　后来，原新采用联合国关于中国男女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到2030年分别为98岁和101岁的假设，对未来300年的中国人口走势进行了模拟。

　　算出来的结果吓了他一跳：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部分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

　　原新认为，低生育率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Siri Tellier）女士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达到更替生育水平，当时人口学家就警告其长期影响将导致老龄化，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时间才完全意识到老龄问题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泰丽雅说，两周前的西方媒体报道，英国的养老金缺口2050年预计将达到约1万亿人民币，法国政府计划为生育第三胎的妇女一年支付约9万元人民币。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也提到，日本正在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韩国政府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从今年起鼓励人们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术，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但是，乔晓春说，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的生育水平。

　　“我希望中国能够吸取这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泰丽雅说。

　　“我们缺乏证据”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奇迹般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一举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

　　但此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的生育率水平。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个数据震惊了国内外的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

　　“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

　　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分析说，最近20多年中国大陆人口数据漏报主要是由隐瞒生育行为引发的瞒报漏报问题，所以，和其他人口指标相比，妇女生育率是一个更无法准确把握的问题。

　　后来，学者们利用各种方法对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

　　但是，北大人口所任强博士发现，学者们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在1.2至2.3这样大的范围内变化。他说：“这样的结果等于是没有结果。”

　　其中，翟振武以历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这是独立于“人口系统”以外、很少受到人为瞒报因素影响的教育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1.7.但他也承认，作为一种间接估计，“其准确度还是有一定风险”。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在今年11月2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市场与人口分析》杂志“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组织了一次“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讨论。讨论仍然没有得出答案。

　　早在1993年，还在中国人大任教的他和穆光宗，以及另外几位年轻同行，就已经意识到出生率下降不一定全是好事情，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出生率下降后果研究组”。次年，他们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以“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对策”为主题举行过研讨会。

　　遗憾的是，后来因种种原因，研究小组的工作中断了。“学者们对中国生育率的研究已经停滞了十余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乔晓春说。

　　1998年，国家计生委决定启动“21世纪初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受命组织此项研究的乔晓春建议，首先弄清我国的现实生育水平和人口状况，“无论有多大困难、多大的阻力，都必须弄清真实的生育状况，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具备研究生育政策的资格。”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乔晓春中途退出了这项研究。他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2000年初，国家提出“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不过，乔晓春说，“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比较困惑的是，不知道生育率多低才叫低，低到多少才需要稳定，在工作上也就无所适从。”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计划生育何去何从的争论非常激烈。乔晓春说，有人假定总和生育率为1.8－2.0，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主张现在就放开政策，强调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然而，没有哪一方能够拿出充分证据说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是1.8或者1.2.“我们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但我们缺乏证据。”

　　未来的生育政策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不仅如此，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说，他在参与国家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工作先进的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

　　在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十年，中国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乔晓春说，“我们选择的时机不完全取决于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如果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就意味着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人口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争议的领域。关于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人们也还存在分歧。但正如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所说，与20多年前的言论氛围相比，今天的人口学家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乔晓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8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教授也说：“我们需要不断检测，不断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口决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调整，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

（录入：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