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钟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西晃山那边的芷江有个废弃的“******机场”。

 

不过，我对芷江全部的印象也就是那里有个“******机场”。在那年月，******和反动派三个字，就如臭肉连皮一样。

 

历史老师和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座历史名城。我这个大山沟里对《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百看不厌的少年，知道小英雄雨来，知道小兵张嘎，知道放羊的王二小，知道神勇无比的李向阳，但我不知道百里之外的芷江曾经有过飞虎队，当然，更不知道有个美国佬将军陈纳德。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遗忘和丧失真实的历史记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留在脑子里的，要么是空白，要么是假象。等到上高中，我是从同学的嘴里才知道，山那边还有座受降纪念坊，有座凯旋门。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茨派今井武夫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这是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

 

真个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8·15日本投降，一共八年零四十二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仅仅军人就伤亡三百余万人，二百零六位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是在惨烈的血海中迎来了胜利。“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为了纪念那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时刻，有了凯旋门、有了受降纪念坊。可世事难料，中国唯一一座凯旋门，唯一个纪念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它们也曾在荒芜中被人们遗忘过三十多个春秋。

 

烽烟过去六十年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无论政见如何，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他们的名字应该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历史真相又在慢慢浮现，虽然有些缓慢，但却是遏制不住的坚定。

不过，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六十周年的临近，满心欢喜准备纪念抗战胜利的国人，却绕不开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疑问：中国战胜日本了吗？

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

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

平心而论，日本在美国面前遭到了军事上的惨败，这是事实，而且还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应该世代铭感的事实。比如，1942年6月6日结束的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从此逆转。此后，莱特湾之战，日本海军几乎被全歼，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莱特岛之战，五万六千日本人丧命；塞班岛一役，日军死了41000人；冲绳岛战役，日军在战场上死亡的，至少有10.7万人；在打了六个星期的硫磺岛战役，二万要塞防守日军阵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就那人们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平型关大捷，按照通常的说法，这大捷也只是歼灭了一千多敌人。这样说不存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问题，因为这不过是事实罢了。我们应该清醒冷静地看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中那般战绩的国力。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跟这个国家的国力差距，不可以道里计。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千3百万吨位的船只。自然，不仅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国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国力。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贫弱的中国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也受过绝非无足轻重的美国之惠。且不说美国对中国有别的什么援助，就拿当年为国人熟知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3年，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来说，它不仅在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飞越驼峰，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昆明、重庆，而且第十四航空队到抗战结束时共击落日军飞机2600架。这个数字对丧失了制空权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可对中国来说，日本却从来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尊重历史是正确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也无须证明自己在打败日本上发挥了与美国同样重要，或者比美国更重要的作用。尊重历史不等于妄自菲薄。中国建造了凯旋门并不是中国往自己脸上贴金，日本向中国投了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当之无愧是战胜国——中国战胜了日本。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压迫的成功范例。

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略上的胜利；不是物质层面的胜利，而是精神层面的胜利。日本失败的历史，成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像盟军在欧洲北非那样的战绩，但是中国军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国家逊色。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

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是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这一组组数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会明白，中国军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战斗；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血肉长城。

也正因为这样，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二个月就足够了”。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四年多。这是几十个“一二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

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

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

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

可苏联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英国不得不在敦克尔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国也算是一个大国，可它却在六周之内就被德国征服了。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昔日被称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元帅在为法国掘墓撒土时，中国的精神堡垒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

 

此时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国度。可是，时光再后退，同样是这个中国，同样是这个中国政府，却在9·18事变后一再被指责为卖国投降。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可是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此软弱的国家又怎么可能战胜日本呢？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内忧重重，以及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抗战的根据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