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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的语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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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语言文字网 新闻作者：宋柏尧 添加日期：2000-9-1 |
一 汉语拼音运动
（一）汉语拼音的渊源
1.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汉字注音。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人们为了学习汉字，曾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汉字注音。
直音法盛行于汉代，是指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字来标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如“盅，音古”“毕，音必”“畔，音叛”。这种方法简单明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利用它。但直音法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则此法不能用；有的字虽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较生僻，注了等于没有注。例如，“蹭（cèng）、糗（qiǔ）”等就没有同音字，无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只有“燃、蚺、髯”三个字，它们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个为“然”字注音，都难以帮助认读。后来创造了反切法，弥补了直音法的不足。
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是指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的注音方法。反切上字与所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如“红，胡笼切”，即取“胡”字的声母“h”，取“笼”字的韵母和声调“óng”，拼成“红”字的音“hóng”。反切法的发明，是我国汉字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
然而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法是用声韵相拼的方法为汉字注音，但是却没有一套表示声韵的注音符号，而是用两个汉字来构成另一个字的音，上字只取其声，下字只取其韵，这样上字的韵和下字的声便属多余，有时声韵相拼还会受到干扰，使拼音不准。而且反切用字多而杂，有些又是生僻字，因此就削弱了反切的效能。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个汉字的音节来注音的，没有突破汉字形体的限制，局限性很大。
2.外国人拟制的汉语拼音。
（1）明朝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历史上的汉字注音，除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直音、反切法外，还有西洋人拟制的汉语拼音方案。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的发展，西洋人为了学习汉语汉字，在中国传教，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曾制定过多种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来华），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鸦片战争后的教会罗马字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
“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二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也因此沉寂。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也迅速发展起来。
A.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1807年到广州传教。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1850年，据说仅仅在1921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
C.方言际辣体汉字。
1931至1932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设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二）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
1.切音字运动概况。
切音字运动是指1892至1911年的拼音字母运动。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这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
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长。1892年卢戆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宣布了切音字运动的揭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观点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并亲自拟制过拼音方案。梁启超为沈学的《盛世元音》写序，介绍切音字运动，赞成创制拼音文字，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谭嗣同也在他的《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即拼音)的主张。
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1892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14种，速记符号式5种，拉丁字母式5种，数码式2种，自造符号式1种，还有一个康有为的方案(未见原稿)；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17个是声韵双拼制，4个音素制，1个三拼制，6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10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个是拼写方言的，9个拼音不详。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
2.切音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运动的揭幕人卢戆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卢戆章（1854―1928年），字雪樵，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人。他21岁到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语。25岁回厦门教中国人学英语，教外国人学厦门话。他对流行于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接触很多，教会罗马字启发了他创制拼音文字的思想。从28岁开始，他“屏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经过10年努力，终于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并手抄全文，自费刻印出版。
卢戆章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从而，人们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国家“振兴之本”，这种观点虽有片面性，然而，这也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于切音字的研究与推广完全是出于爱国思想的指导。
卢戆章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他的这种“切音字与汉字并行”的观点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
卢戆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变体，他取拉丁字母“l、c、כ”三种笔画，加以变化，编制出一套55个字母的拼写方言(厦门、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是拼写方言的，但他主张语文统一，“以一腔为主脑”。认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1893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初阶》，满腔热情地向群众推广，“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宣布“广开言路”，“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等。京官林辂存呈《上都察院书》，推荐卢戆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会衔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败，“百日维新”结束，奏请用切音字的事也就无下文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卢戆章应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邀请，去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科。在台湾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放弃了变体拉丁字母的方案，设计了汉字笔画式的方案《中国切音字母》。这个方案有声母25个，韵母102个，主要用来拼写北京音，也可以拼写泉州、厦门、福州等方言。
1905年，卢戆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学部呈缴《中国切音字母》。被驳回后回厦门，在民间推行他的方案。途经上海时，把《中国切音字母》修改、补充，改名为《北京切音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六种切音字方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
1913年，卢戆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对会议通过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见，回厦门继续推行他的方案。
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新字》，也是汉字笔画式的。
1920年，他应陈炯明的聘请，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这时，他不再反对注音字母，还设计了一套用于拼写厦门、漳州、泉州方言用的注音字母。
卢戆章是汉字改革运动的揭幕人，在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2）切音字运动的主将王照和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1859―1933年），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宁河县人，1891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供职。他是个爱国知识分子，赞成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王照作为“戊戌党人”被通缉追捕，逃亡日本避难两年。
在日本期间，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制定了一个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国，潜居天津。这年冬天，他用“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创制官话字母的目的是想通过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唤起民众，救国图强。他认为“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至要之原”。然而，由于汉字繁难，“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因此他决心创制容易学习的拼音文字，立志从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就是“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全是为不识字的人兴出来的”。
《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个方案，初稿有49个字母(声母)，15个喉音(韵母)；后来改为50个字母(声母)，12喉音(韵母)。王照把汉语语音的i、u、ü三个介母，合在声母当中，这是为了便于双拼。
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新增例言”中，表达了他对切音字的几点设想：
第一，采用官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官话。因为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溥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第二，拼写白话。他声明：“此字母专拼白话”。“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若以拼文话则读音有混淆误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确地提出拼音文字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不适用于拼写文言的观点。
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说，“此字母虽为贫人及妇女不能读书者而设”，“然若读书人习之以备教人，且与下等人通书信亦甚便也”。
第四，汉文和官话字母互为补充。“汉文及俗话互有长短，不特吾国旧书终古不废，以后翻译西书用汉文俗话并行，互为补助，为益更多”。他认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主张“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而应并行并用，互为补充。
王照的方案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笔画式的官话音拼音方案。在切音字运动中，他的官话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绩。据说是“各地私相传习，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读书阅报，抒写议论，莫不欢欣鼓舞，顶礼祷祝”。
《官话合声字母》的推行，得到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名流、翰林院编修严修的保护下，于1900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东京出版，在中国留日学生及家属中传授。
1902年，吴汝纶访问日本回国后，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话字母。他亲自派人去天津学习，然后在安徽推广。
1903年，王照以“奉旨严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当教员，他在屏风后面倾听。同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把“官话”列入师范和高等小学的课程。与此同时，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六人，联合上书袁世凯，要求“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凯为发展其势力，也赞成官话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试办”。并于1904年，命保定蒙养学堂、半日学堂、驻保定各军营试教官话字母。
1904年，王照为了能以公开身份推广官话字母，决定自首入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并在保定出版《对兵说话》官话字母书。
1905年，王照回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从此，推广官话字母的义塾就发展起来，达24处之多，识官话字母的人达数万人。大名县知事严以盛创办“官话拼音学堂”，并上书袁世凯，要求广为设立拼音学堂。袁世凯表示同意。
官话字母从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10年，遍及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王照是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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