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张立勤
扩招、合并,始自1990年代的这些宏大举措,使中国大陆高校历史性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偏居内陆地级市的九江学院,短短3年内,从1万多名学生的“小专科”,发展到3.7万在校生的本科院校,就是大陆高校“扩张热”的缩影。
如此迅猛的扩张速度,使得大陆高校在校生总规模,原计划于2005年达到16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已于2002年成为现实。有专家称,这一目标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大陆已开始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
然而,警示之声不断响起,中国高校“大跃进”及由此带来的“硬伤”已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教育被“产业化”
引发网上热议的九江学院群体性事件,其导火线是学校未及时退还给学生不足200元的水电费。然而,记者发现水电费不过是乱收费的冰山一角,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以创收为核心”早已使大学的育人功能发生了可悲的变异。
就在去年1月6日,大陆教育部长周济在分析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时,曾将教育投入不足列为首要原因。有统计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02年,中国大陆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分别达到2.79%、3.19%和3.3%,但仍远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
“教育产业化”作为一个伪命题,在各种争议声中一直难以定论。直到去年底,大陆教育部正式出面澄清,国家从未有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尽管如此,事实上相当部分地区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接下来的情形有目共睹:高校在学费不断上涨的同时,更以“增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理由,开始了实际上的乱收费。高等教育在大陆老百姓眼里,已经演变成“奢侈的教育”。
如果说主张“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摆脱大国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并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领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收费已变成教育产业化的核心,直接将高等教育导入商业化的歧途。另一方面,大陆不少地方政府将“教育产业化”作为地方创收的主要来源,亦导致了目前大学的功利化倾向。
这种认识误区带来的连锁反应显而易见:高收费的利益驱动造成高校年年扩招,“学生经济”效应在“产业化”的指挥棒下发挥得淋漓尽致;招生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地带来高质量师资的增长,据统计,国家规定合格评估的师生比例是1:17,而一些学校却高达1:42,远远超过世界平均的1:16。
与此同时,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就业研究所副所长姚裕群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目前这种就业困境,大学扩招肯定是重要原因,其直接结果使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大大改变。
九江学院群体性事件中参与闹事的大都是毕业班学生,选择的时机恰是找工作时期。严峻的就业现实及其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造成学生情绪大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
评估体系被“异化”
九江学院为保持其90%以上的“高就业率”,不惜以扣押毕业证相要挟,迫使学生与校方签订虚假的就业协议。这样的“铁腕”举措并非其一家所独创。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此类事件早就见怪不怪了。
促使高校如此下“奇招”的是就业率背后的计划招生数,以及评估系数。据大陆教育部门相关政策规定,毕业生就业率是高校教学评估方案中的重要指标,凡就业率低的学校,一般不得评为优秀,并且招生数受到限制。
与就业率相关的一系列评估指标还有校园规模、生源数量、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甚至细化到教授和副教授、博士和硕士的百分比,以及发表论文数、科研经费额等。这些数据和表格大体评价出一所高校的“实力”,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目前大陆高校评估体系仅仅停留在一些技术性指标上,如各校的生源、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产出等“硬指标”。即便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也采取的是可以量化的“知性”指标。
“评估大学的实力,标准、规范以及相应的量化‘硬指标’是必需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硬指标被过于夸大了,相反,关乎大学灵魂的‘软指标’却被忽略了,造成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缺失。”一位教育学者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