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正在向西方的大学看齐，大学校长一个新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筹募教育经费，这种跟随世界潮流的变化，显示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发生体制性的变化。在科学研究、项目运作以及学生的培养方面，广开资源，利用社会力量进行资金筹集，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但是从目前来看，国内大学的资金筹募还处在起步阶段。由于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以及整个国家的税收体制与西方不同，加上中国的一些大款对于捐款办教育的意愿或者说办慈善事业的兴趣还没有达到较高的境界，高校的资金筹募常常盯着海外有限的个人或者企业家，目标也就是建造图书馆、研究基地或者进行一些有限的科研项目。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高等院校来说，要想办成一流的学校，人才、大楼、科研设备、校园建设等都应该是一流的，当然资金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了，有了钱，世界最先进的科研设备、资料可以充裕，高级人才可以大规模地引进。最近跟上海一位大学校长谈起，他们学校每年的预算大约是23亿元人民币，与国内大部分大学相比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但是美国哈佛这样的学校，每年的预算达到200多亿美金，两厢比较简直是天地之别。这位校长感叹到，看来我们还要努力筹款。
    目标虽然如此，不过还要取之有道。如果细究一下，美国大学的筹款与中国大学目前的筹款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政府的税收政策保证社会捐款给大学有一个免税的优惠。大学，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是一个非盈利的教育机构，任何人对于大学进行捐款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待，美国有钱人对于这一点是非常看重的。大笔的钱与其交给国家，不如捐给学校，有名也有利。美国的一位慈善家说过，一个人生前有着亿万巨资是不奇怪的，但是死后还留下大笔钱给予后代家人，就不符合作为社会的道德理念了，言下之意，生前赚来的钱应该捐给社会。所以美国的遗产税特别高，很多富家子弟虽然继承一笔财产，却由于交不起巨额遗产税，最后还是将遗产捐给了国家。
    美国人捐给教育的钱，并不会白白捐出去的，在这方面，学校和捐赠者都会有一个双赢的策略，双方谈好捐赠的条件，其中包括使用捐赠者的名字或者某基金会的名字命名大楼。走进哈佛、斯坦福、南加大等一些著名的私立学校，触目皆是恢弘古典的大楼建筑，但是不熟悉的人根本无法找到学院系所，因为大楼的名字都是用捐赠者的名字。即便是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一个剧院，一位叫巴克来的校友捐赠了500万美元，后来校方也就用他的名字作为这所剧院的名字。后来华裔医生程荣庭夫妇俩捐赠了100万美元给这所剧院，校方就将剧院的演艺大厅命名为程氏大厅。纵观大学中的研究所、基金会甚至设备，只要是捐赠获得的，无不用其名字作为永久性的命名。此外有些科研项目的捐赠，来自于企业或者财团，一般也都会用项目的研究成果作为回报，有的都是直接按照捐赠者的要求进行科研。在这方面美国大学非常注意双赢的策略。
    怎样利用校友来共同参与母校的建设，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捐赠艺术。一般来说，一个大学的成功，除了要出一大批成果，有着一个非常庞大而高级的研究队伍之外，曾经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校友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在向社会筹款时，利用校友的整体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因为校友中不仅会有知名的校友，也会有不知名但是拥有财富而且愿意为母校作出贡献的人士。美国的大学跟校友的联系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不管是什么时候，每年校友都会收到学校的来信，向这些学友报告学校最新的发展动向，获得的最新成就。这些信都是由校长亲自具名，校友很有面子，同时不忘记在信中附上一个回邮信封，请校友捐款，多寡不论，每年如此。每年总会有一些校友为母校捐上一些钱，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几十年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我的一位朋友，夫妻俩人毕业于美国的同一所大学，每年学校来信，他们总要附上一百元的支票。他说，说起来，我们对于大学还是非常感激的，之所以有今天，跟大学中受到的教育分不开。据了解，在美国的专业人士中，有这种感怀母校情结的人不少。何况还说不定某个校友正好中了大奖，或者是继承了一笔亿万遗产，甚至有的校友在某项行业中发了大财，感怀母校为培养他的恩德，那捐出来的就不是小数字了。谁知道呢？
    大学校长真正需要花时间打交道的是一些有实力的基金会。这就取决于校长的个人魅力和活动能力了。当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请田长霖当校长，除了田长霖的个人学术水平和名望之外，看中他的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田长霖一上任就到处活动，到台湾、香港、东南亚，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募得大笔经费，从而使得该校在短短的时间中重振威风。跟田长霖相比，我们的大学校长应该更加开阔思路，用双赢的方式，在全球的范围中进行大学的资金筹集和打开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