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第一

明晰的概念是学术理论建构的基石。为了正确评价对联艺术的历史并客观地描述其现状，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而严密的对联学理论体系。首要的工作是将楹贴、楹联、对联、对子、联语等等通常被混用的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

笼统的对联概念应被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联，即一种适用于特定场合、词语对仗、音调和谐、上下联完整地表达出某种含义的文体形式。它的核心是形式上的“对”和内容上的“联”，能自由地用来写景、抒情和说理。二是所谓的巧对，它是一种只注重对仗奇巧的文字游戏，上下联内容一般没有连贯性，通常被穿插在“对联故事”的情节中。同属这一类的还有：无情对、诗钟、内容不连贯的集句、技巧型征联。三是属于“对仗练习”性质的句子，它只是对仗工整的两句话甚至两个词。

对子和巧对的核心是“对”，注重的是技巧性，一般不用来达意，所以不属于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的对联的范畴。清代梁章钜对它们之间的分野讲的很清楚，《巧对录·序》云：“余辑《楹联丛话》，多由朋好录贻，而巧俪骈词，亦往往相连而及。余谓是对也，非联也，语虽通而体自判。”后人没有真正重视这一主张，却把本属“小道”的对子和巧对笼统地与文学体裁之一的对联相提并论，影响了对联艺术的发展。

“楹联”一词的原意仅指那部分“贴挂于楹柱上的对联”，就不甚严格的习惯用法而言，基本上等于对联的概念。

起源第二

对仗是一字一音的汉语所独有的一种个辞手法。先秦的诗文谣谚中偶见采用，汉赋运用渐广，通篇对偶并讲求声律的骈文经魏晋南北朝至中唐，主导文坛五百年之久，而迅速崛起的近体诗又把对仗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在偶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达到鼎盛的六朝至盛唐期间，“对子”这一对联的初级形态曾广泛存在，随代杜公瞻曾有“专以对语成书”的《编珠》。因为其只是为较高级的诗文创作服务的“基础训练”，所以无法自足地演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至中晚唐古文运动兴起，骈文迅速没落，格律诗也从巅峰跌落下来，此时偶句文学需要一种新的文体形式来连续，“对子”便获得了提升自己形态的机遇。

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文人有摘取诗文警句吟咏欣赏的习惯，警句虽是原作中的一段残片，但摘出后在审美感觉上会产生趋向于完整的微妙变化，这会使人意识到单独一联也可以独立成章并表达出一个完整的含义，这便是对联意识的最早显现。

敦煌史料上有以偶句书于桃符的记载，但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对联。上述因素通过桃符这一契机，最终孕育出对联最早出现的形式——春联。上下联分书左右并严格对仗的春联应在中晚唐出现，并在某些地域形成一种新的桃符习俗。后蜀孟昶嗣位时仅15岁。距唐代不过27年，“每岁除降命学士为词题桃符”必源于地域习俗，春联形式的产生理应上溯到“无体不备”的唐王朝的中晚期。

流变第三

对联介于抒情文体与实用文体之间，实用性和趣味性使这一雅俗共赏的文体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拘于形式技巧的两句式结构，必然导致造语的牵制和行文的局促。这使得对联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规律，形成了民间之后，没有迅速地光大于一代之间。一千年来，对联一直在民间文学和高雅文学的夹缝中生存，文人多把巧对连同对联视为逢场应景或游戏笔墨的“小技”，很少有作者严肃地以全部学力投入对联创作并以对联名世。这便是对联难以跻身正统的文体论和文学史的原因。

对联自中晚唐萌生之后，五代两宋及元是对联的“发育期”，继春联之后，婚联、寿联、挽联、述志、抒怀的书斋联及口头联语相继出现，对联初步奠定了独立文体的地位。

明代，朱元璋出于恢复汉族文化传统的目的而大力倡导春联，使对联文化进入蓬勃发展期，对联艺术开始进入“自觉”的阶段。

大部分传统文体至清代已难辟新境，而对联却存在着有待开拓的创作空间。于是，部分学力深厚的文人专注于对联艺术的创作，大量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把对联艺术推上了全盛期。

“五四”以后，随着古典文学到新文学的更替，对联进入一个调整期，新时期对联艺术的复兴，可以视为调整的最后一个阶段。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项目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对联艺术特征，即如何完成对联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蜕变，是每一位对联家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对联是一种处在发展中的而非僵化了的文体。对联艺术必须也必然面向一个新的世纪。